大番薯把药盒放在桌上时，手还在抖。他没说话，只是盯着盒子上的名字看了很久。老夫子走过来，接过药盒，轻轻摆在会议桌中央。
秦先生推门进来，手里抱着一叠打印纸。他扫了一眼桌上的药盒，又看了看老夫子的脸色，把资料放下：“我把昨天的访谈整理出来了。”
“先不开会。”老夫子说，“等专家到。”
没人再出声。大番薯坐在角落，手指绕着帆布袋的带子打转。秦先生翻资料，一页一页地看。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，落在那本“心愿留言册”上。
半小时后，门被敲了三下。
进来的男人六十岁左右，戴圆框眼镜，穿灰蓝夹克。他进门第一件事是看墙上的白板，上面贴着几张便签纸，写着“sma”“药价”“医保报销”。
“你们的问题很具体。”他说，“但解决起来，不能只靠情绪。”
老夫子点头，请他坐下。
“我是老夫子请来的顾问。”男人对其他人说，“主要做公共卫生政策研究，之前参与过地方医保调整。”
大番薯立刻抬头：“那您知道这个病要花多少钱吗？”
“知道。”男人翻开笔记本，“脊髓性肌萎缩症，一类中最贵的治疗方案，年均费用六十二万以上。国内有药，但不在常规医保目录。”
“可孩子等不了。”大番薯声音高了些，“我们现在就得想办法！”
“直接捐钱？”男人问。
“为什么不？”大番薯反问。
“因为基金会不是提款机。”男人平静地说，“今天救一个，明天来十个呢？后天一百个呢？资源有限，必须考虑公平性和可持续性。”
秦先生开口：“我赞成建立长期机制。比如推动纳入地方专项基金，或者促成药企援助项目。”
“想法不错。”男人点头，“但流程长，见效慢。而且政策申报需要数据支撑，不是喊一句‘救人要紧’就能批的。”
会议室安静下来。
老夫子打开“心愿留言册”，翻到最后一页。那句“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活得久一点”还在，字迹歪斜，墨水有点晕开。
他把本子递给专家。
专家看完，沉默了几秒，把本子传给秦先生。
“这不是孤例。”老夫子说，“我们走访了三个社区，发现类似情况至少还有四家。有的还没确诊，有的已经放弃治疗。”
他打开笔记本电脑，启动金手指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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